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聽家長說輔導班剪不斷的利益鏈

[日期:2016年11月19日] 來源:綜合光明微教育 [字體: ]
  今天的孩子還有童趣嗎?
 
  回答一定是猶疑而含糊的。因為,現在“流行”校內減負校外補,不上學的日子,孩子們大多在上輔導班,或是在趕往輔導班的路上。
 
  “為什么孩子要上那么多輔導班?”家長的回答簡單卻耐人尋味:“因為大家都在上。”
 
  究竟是什么力量讓家長和他們的孩子陷入這個怪圈?
 
  來自家長的訴說
 
  我是一名大學教師,在陪伴孩子“小升初”的兩年中,作為一名普通家長,我接觸了很多像我一樣從起初的茫然、中途的無奈,到最后不得不全身心投入“小升初”洪流中的家長們。目前,在陪伴孩子迎戰中考過程中,我再次看到很多家長和孩子繼續奔波于課外班的身影,這四五年來的親身經歷和觀察給了我很多體會和思考。
 
01家長互相嚇唬只為孩子報班
 
  2007年9月,在孩子上五年級的時候,經朋友多次勸說,我開始上網尋找北京市比較出名的“奧數學校”。第一站,就來到了某知名教育機構前臺。
 
  初次接觸的直觀感受是,這個學校的招生流程很“科學”。例如,它有一個植入“電子排隊信息系統”的接待流程,接待人員的主要工作流程是:第一,了解學生和家長基本信息,為學生建立教學檔案;第二,向家長提問及對孩子簡單筆試,初步了解孩子的學習現狀,判斷孩子適合的奧數班級別;第三,向家長介紹學校的師資和題庫等教育資源,如果家長還在猶豫,工作人員就會舉例說明“某某學生經過他們的培訓,成績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提升”;最后再告訴家長非常適合孩子的某某班只剩下1—2個名額,敦促家長盡快報名。
 
  絕大多數家長都會現場交錢,甚至同時報不同科目班次,一次交幾千元報名費。
 
  為了吸引家長并打消家長的顧慮,學校設有退班制度和聽課制度。家長在長期跟聽的過程中,漸漸熟悉并經常互相打聽輔導班信息。期間,部分“專職”抓孩子課外班的家長往往成為消息的源頭,他們經常向對“小升初”行情不夠了解的家長們介紹經驗。
 
  這些消息對日后家長進一步選擇輔導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消息散布得越廣,家長心里越沒底,越希望多報班、報好班,最后形成一種“家長嚇唬家長,只為孩子報班”的氛圍。
 
  更有甚者,很多家長聯合起來聘請“熱門教師”走穴,比較受歡迎的教師每個晚上和周末的時間都被各種課排得滿滿的。這些熱門教師不僅負責指導孩子學習,也同時負責幫家長遞交學生簡歷、通報考情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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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跟風考證違背教學規律
 
  除了奧數外,“英語”也是重點科目,在教育部明令禁止小學生參加“公共英語”考試后,各種名目的英語證書很快成為家長新的選擇。
 
  其中,以英國倫敦三一學院“三一口語”等級考試和英國劍橋大學“KET/PET/FCE”系列證書考試最受追捧。
 
  拿FCE來說,這是當中級別最高的綜合英語考試。據授課老師介紹,它的難度基本可以達到雅思6.0水平,題型復雜,涉及稅務、離婚、經濟危機等小學生閱讀中文相應內容都很難理解的題材。這樣一個完全不適合小學生英語教育的證書考試,為什么會成為許多高學歷家長都接受的備考目標?
 
  首先,北京市的部分小學生有過長期海外生活和上學的經歷,極少數“小海歸”經過一定的訓練能夠把這些優勢體現在證書考試能力上,偶然考過FCE的孩子,憑借這個突出的特長被市重點中學錄取。
 
  其次,培訓機構將這些特殊的故事編成可供推廣的“案例”,并通過教師、接待員、部分家長及網絡平臺宣傳,從而影響家長。家長為了幫助孩子多贏得一個被市重點學校面試錄取的機會,甚至在沒有真正了解證書的考察內容和難度的情況下,為孩子選擇了針對證書考級的輔導班。授課中,為了提高分數,某些教師甚至會要求家長專門帶孩子去倫敦旅游,速成一個“海外背景”,以便于能夠用英語發表關于“英式建筑”的見解。
 
  再次,英國倫敦三一學院等證書機構逐漸注意到中國市場的價值,專門在國內教育界尋找證書推廣代言機構,建立“定點教材發行機構、師資培養機構、考試舉辦機構”等一套體系,中間的口語面試都是由剛剛經過短暫培訓的考官隊伍倉促上陣。
 
  考試過后,孩子無法完全表達考試的難度和特點,少數孩子通過考試的例子使家長難以客觀地認識到,這種考試不僅超出了孩子的接受能力,更違背了語言教學的客觀規律。盡管支付了高昂的培訓費用,投入了大量的時間,但是達到目的的學生家長只是極少數。
 
03難題被背熟創新潛能被扼殺
 
  在五年級末、六年級初,學生和家長都進入了非常緊張的備戰階段。某些培訓機構專門建立了功能完善的“學生檔案”系統。檔案系統具有快速的信息傳達功能,因此,它們能夠組織全市范圍的會員學生舉辦若干次聲勢浩大的考試。
 
  幾乎所有參與培訓的孩子都多次參加這些“非正式升學考試”。各重點中學再針對考試成績及排名選拔參考學生,并再次通過培訓機構的信息系統通知被選拔考生和家長,舉行“自主招生考試”。
 
各重點中學的“自主招生考試”錄取原則經由培訓機構以“免費咨詢講座”的名義向廣大家長和考生講解。聽過講座后,家長再次為學生緊急補課選報新的課外班。
 
  另外,為了讓自己的孩子在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,在“成功經驗”的示范效應下,許多家長為學生制作了精美的簡歷。簡歷里包括孩子的簡介、家長基本情況介紹、孩子所獲得的大大小小榮譽的證明復印件等。家長情況中還要說明工作單位、婚姻狀況等。
 
  據傳,離婚、再婚家庭的孩子是不能被某某最知名重點中學錄取的。理由是出身好、婚姻美滿的家庭才能夠培養出優秀的孩子來。這樣的“選報標準”又有幾分可信度?十一二歲的孩子,竟然可以有幾十頁、甚至上百頁的簡歷。直到學生收到心儀的學校錄取通知后,才能結束漫長而艱辛的“小升初”征程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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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生入學前,培訓機構又拿出適應中考的培訓方案,通過讓學生“提前學習中學階段知識”、“跟隨上課進度復習”等方式提高學生的應試能力。
 
  學生在培訓過程中固然有可能提高考試成績,為中考打下一定的基礎。但是,也養成了“抄近道”、反復炒“夾生飯”的壞習慣,得出“一次聽不明白、掌握不到位,還有很多次回爐的機會”的錯誤經驗,不能養成“一次把事情做對”的良好品質。更為可惜的是,很多可以培養學生想象力、理解力、創造力的難題都被學生在多次重復的教學中“背誦、記熟”。
 
  由于很多學生都在“上輔導班”和“去輔導班的路上”,不上輔導班的孩子在假期很難找到可以一起玩兒的小朋友。為了不讓孩子太孤單,太無所事事,家長只好為他重新選擇課外班。在匆匆趕學的路上,孩子們失去了很多真正享受生活、發現自己興趣、培養自己專長的機會,寫作文更是“無米下鍋”、“閉門造車”,他們尚待挖掘的創新潛能也被悄悄扼殺。
 
 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家長,上述問題引發我對問題產生的根由及解決之道進行了一些思考。
 
  首先,家長的教育理念不夠成熟,很容易被利用。因為缺少有效與孩子溝通的方法,競爭越嚴峻,壓力越大,家庭關系越緊張,彼此間越不能充分信任。目前,少數抓人眼球的所謂“狼爸”、“虎媽”之類的教育觀點,對家長的影響是很大的。然而,影響家長教育理念的很多“產品”出自商業機構,往往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,目的在于影響家長和學生長期依賴商業教育。家長需要教育,但“教育家長”的責任需要公共、客觀的機構去承擔。
 
  其次,公立學校被要求為學生減負,尤其是公立小學甚至沒有升學壓力,學校的課堂質量很難保證,他們對孩子的升學缺少應有的影響力。家長只好尋求課外班的幫助。當然,減負和取消“小升初”升學考試的初衷是好的,本意是保證孩子的健康和公平教育權。但是,辛辛苦苦給學生減下來的學習時間,卻為課外班提供了大量的學生課余時間。而取消統一公開的升學考試,又為名目繁多的各種自主招生考試提供了條件。
 
  最后,私立教育機構能夠發展壯大,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存在的價值,包括師資精良、授課形式靈活等等。但是,現在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“教育產業監管措施”。它們的定價標準、開課科目及內容、推廣方式、宣傳內容,甚至報稅,都缺少有效的監管。
 
  教育問題的影響面是多方位的,影響它的因素也是多元化的。作為一個家長,我認為,我們需要一套經過深入調查而制定、能夠不斷改良,并能真正有效監管教育產業發展的法律法規,用以規范“義務教育”之外的“補充教育”。讓產業化教育機構的經營行為有法可依、良性競爭。
 
  來自一線的報道
 
  寒暑假竟固化成第三學期!
 
  “寶貝好棒!拉練式學習第七天,測驗仍然是前三名!”曬成績的林女士是“準初一生”張寧(化名)的媽媽。今年,張寧如愿被一家重點初中錄取,可應許的旅游沒有來,取而代之的,是每天早八點到晚八點的語數外集訓。而十一天的“魔鬼訓練”結束后,還有九天的“初一數學預科學習”等待著她。
 
  因為各式各樣的寒暑期課外班,寒暑假早已被中小學生視為“第三學期”。記者發現,今年的暑期培訓又有升溫,高強度集訓成為很多培訓機構推出的熱銷產品。一份針對北京地區的調查顯示,今年的暑假中選擇給孩子報集訓班的家長達到了82.76%。“集訓”正成為部分中小學生度過暑假的最新模式。
 
  北京市豐臺區北大地的一棟寫字樓外掛著15個招牌,其中有7個屬于教育機構。走進這些機構,記者被五花八門的班級設置繞暈了頭:基礎班、提高班、尖子班、預科班、沖刺班。不少家長正圍著機構的老師咨詢集訓情況。一位工作人員介紹,相比幾年前的課程安排,今年的課程開設多了幾倍,專題集訓特別受歡迎;現在最早的課提早至8點半,最晚的課已經排到了21點。
 
  誰綁架了家長?
 
  為什么補習如此火熱?學生犧牲假期休息,奔走于各類補習班之間,到底是老師、家長的要求,還是學生自愿?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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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坤告訴記者,假期他幾乎所有同學都在上課外班,反正待在家里也約不到人玩,不如索性去課外班,休息的時候還能和朋友一起聊天。“在我們學校,考試之后大家都會問彼此的年級排名,如果考砸了會被大家嘲諷,這時自己就會想一些辦法,光落實課內的知識肯定沒有辦法成績特別突出,所以就要靠課外班。”
 
  作為一名家長,史女士也知道孩子心里不想補課,但一想到將來的高考,就覺得“還是補補合適”,因為別人家的孩子都補課,自己的孩子不補,就會有壓力,老怕自己的孩子趕不上人家,“他們年級第一名的都補課,她就更得補了。”
 
  “有些學校名義上納入了優質校教育集團,但校風轉變、師資提高還需要時間,要說優質還得考本部。”鄭女士對名校很執著,“雖然大部分名額已經就近分配了,但只要孩子足夠優秀,仍然有跨區進高中名校的希望。”
  “現在升學壓力那么大,學校反而‘不管了’,不給輔導班掏錢給誰掏錢。”記者發現,在一些家長的眼里,減負措施成了“不管了”。真實情況是這樣嗎?
 
  “教學難度和考試難度確實都在降低。”北京人大附中教師劉成章觀察到,成績優異的學生普遍壓力更大。“選拔依然存在,原先學得深優勢較大,現在反復練、不出錯就能考好。這就是浸潤式集訓受歡迎的原因。”
 
  困局如何解?
 
  困局,該如何解?
 
  “自從1988 年原國家教委(教育部前身)《關于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》的文件頒布以來,將近30 年間,教育領導部門推出了許多減負的舉措,如中學的文理分科、嚴禁各種節假日補課、實施中學各門課程的新課程標準(簡稱“新課標”),直到最近正在進行的高考改革。教育部門的負責同志以為,降低了課程課業要求之后,學生會有較多的時間去全面發展,既減輕了學生負擔,又提高了綜合素質。
 
  但是,從實施效果來看,我們必須要正視一個事實:隨著學校授課內容中很多基礎知識和能力的培養要求一降再降、招生考試越來越簡單、平均分數越來越高,中小學生的負擔至今非但沒有減輕,反而變得更重。”清華大學著名物理學教授朱邦芬認為目前的政策有著三大影響:
 
  一是提前“加負”。學生“不輸在起跑線”上的競爭愈演愈烈、愈來愈早。從躋身重點高中的競爭演變到進入名牌初中的競爭,再提早到進入優質小學的出招,甚至到幼兒園的報考,“學區房”的天價記錄一再刷新,便是一個佐證。
 
  二是學生每天實際花在學習上的總時間并沒有減少,盡管課內學時有所降低。隨著很多學校明令禁止補課,不留或少留作業,眾多培訓機構和中介公司紛紛介入教育行業。這不但導致了學生家庭經濟負擔的加重和學生學習負擔的增加,而且使得社會階層加速固化。
 
  三是隨著課程難度和挑戰度的下降,隨著高考的區分度縮小而對創造性較強的學生不利,學生獲取高分的路徑更加依賴于學生的細心、勤奮和大量模擬性考試,為此將大量時間耗費在“刷題”上,即反復做各種類型的試題直至熟練,更多的“死記硬背”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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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“在明白我國教育長處和短處的基礎上,我們要對教育上削弱什么和增強什么進行研究。在我看來,解決基本素質‘低均值、高均方差’是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,這里的基本素質包括人文素質、科學素質和道德修養;而解決傳授知識和能力上的‘低均方差’是我們要解決的另一問題。
 
為此,在中小學我們一方面應全面增強做人的基本素質教育,另一方面應給學生適當的自主學習和思考的空間,減少與應試掛鉤的大量‘刷題’訓練和過分的‘死記硬背’。”朱邦芬說:“我以為,教育部門目前‘一刀切’的減負政策,在傳授知識方面是降低均值,減小‘均方差’;而在人的基本素質培養上基本無所作為,在科學素質培養和人的誠信教育上還有所倒退。某種程度上是在背道而馳。”今天的孩子還有童趣嗎?
 
回答一定是猶疑而含糊的。因為,現在“流行”校內減負校外補,不上學的日子,孩子們大多在上輔導班,或是在趕往輔導班的路上。
 
“為什么孩子要上那么多輔導班?”家長的回答簡單卻耐人尋味:“因為大家都在上。”
 
究竟是什么力量讓家長和他們的孩子陷入這個怪圈?
 
今天,本號刊登一位帶著孩子奮戰在升學洪流中的家長寫的信,以及記者來自一線的報道。應這位家長的要求,我們隱去其姓名。她的經歷和思考讓我們看到,在升學、考試的重壓之外,還有一只看不見的手,攪動得人們“心神不寧”,被迫“隨波逐流”。
 
這一切都以孩子的未來為名,
卻充滿了陰謀和利益。
 
 
來自家長的訴說
 
我是一名大學教師,在陪伴孩子“小升初”的兩年中,作為一名普通家長,我接觸了很多像我一樣從起初的茫然、中途的無奈,到最后不得不全身心投入“小升初”洪流中的家長們。目前,在陪伴孩子迎戰中考過程中,我再次看到很多家長和孩子繼續奔波于課外班的身影,這四五年來的親身經歷和觀察給了我很多體會和思考。
 
01
家長互相嚇唬只為孩子報班
 
2007年9月,在孩子上五年級的時候,經朋友多次勸說,我開始上網尋找北京市比較出名的“奧數學校”。第一站,就來到了某知名教育機構前臺。
 
初次接觸的直觀感受是,這個學校的招生流程很“科學”。例如,它有一個植入“電子排隊信息系統”的接待流程,接待人員的主要工作流程是:第一,了解學生和家長基本信息,為學生建立教學檔案;第二,向家長提問及對孩子簡單筆試,初步了解孩子的學習現狀,判斷孩子適合的奧數班級別;第三,向家長介紹學校的師資和題庫等教育資源,如果家長還在猶豫,工作人員就會舉例說明“某某學生經過他們的培訓,成績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提升”;最后再告訴家長非常適合孩子的某某班只剩下1—2個名額,敦促家長盡快報名。
 
絕大多數家長都會現場交錢,甚至同時報不同科目班次,一次交幾千元報名費。
 
為了吸引家長并打消家長的顧慮,學校設有退班制度和聽課制度。家長在長期跟聽的過程中,漸漸熟悉并經常互相打聽輔導班信息。期間,部分“專職”抓孩子課外班的家長往往成為消息的源頭,他們經常向對“小升初”行情不夠了解的家長們介紹經驗。
 
這些消息對日后家長進一步選擇輔導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消息散布得越廣,家長心里越沒底,越希望多報班、報好班,最后形成一種“家長嚇唬家長,只為孩子報班”的氛圍。
 
更有甚者,很多家長聯合起來聘請“熱門教師”走穴,比較受歡迎的教師每個晚上和周末的時間都被各種課排得滿滿的。這些熱門教師不僅負責指導孩子學習,也同時負責幫家長遞交學生簡歷、通報考情。
 
 
 
02
跟風考證違背教學規律
 
除了奧數外,“英語”也是重點科目,在教育部明令禁止小學生參加“公共英語”考試后,各種名目的英語證書很快成為家長新的選擇。
 
其中,以英國倫敦三一學院“三一口語”等級考試和英國劍橋大學“KET/PET/FCE”系列證書考試最受追捧。
 
拿FCE來說,這是當中級別最高的綜合英語考試。據授課老師介紹,它的難度基本可以達到雅思6.0水平,題型復雜,涉及稅務、離婚、經濟危機等小學生閱讀中文相應內容都很難理解的題材。這樣一個完全不適合小學生英語教育的證書考試,為什么會成為許多高學歷家長都接受的備考目標?
 
首先,北京市的部分小學生有過長期海外生活和上學的經歷,極少數“小海歸”經過一定的訓練能夠把這些優勢體現在證書考試能力上,偶然考過FCE的孩子,憑借這個突出的特長被市重點中學錄取。
 
其次,培訓機構將這些特殊的故事編成可供推廣的“案例”,并通過教師、接待員、部分家長及網絡平臺宣傳,從而影響家長。家長為了幫助孩子多贏得一個被市重點學校面試錄取的機會,甚至在沒有真正了解證書的考察內容和難度的情況下,為孩子選擇了針對證書考級的輔導班。授課中,為了提高分數,某些教師甚至會要求家長專門帶孩子去倫敦旅游,速成一個“海外背景”,以便于能夠用英語發表關于“英式建筑”的見解。
 
再次,英國倫敦三一學院等證書機構逐漸注意到中國市場的價值,專門在國內教育界尋找證書推廣代言機構,建立“定點教材發行機構、師資培養機構、考試舉辦機構”等一套體系,中間的口語面試都是由剛剛經過短暫培訓的考官隊伍倉促上陣。
 
考試過后,孩子無法完全表達考試的難度和特點,少數孩子通過考試的例子使家長難以客觀地認識到,這種考試不僅超出了孩子的接受能力,更違背了語言教學的客觀規律。盡管支付了高昂的培訓費用,投入了大量的時間,但是達到目的的學生家長只是極少數。
 
03
難題被背熟創新潛能被扼殺
 
在五年級末、六年級初,學生和家長都進入了非常緊張的備戰階段。某些培訓機構專門建立了功能完善的“學生檔案”系統。檔案系統具有快速的信息傳達功能,因此,它們能夠組織全市范圍的會員學生舉辦若干次聲勢浩大的考試。
 
幾乎所有參與培訓的孩子都多次參加這些“非正式升學考試”。各重點中學再針對考試成績及排名選拔參考學生,并再次通過培訓機構的信息系統通知被選拔考生和家長,舉行“自主招生考試”。
 
各重點中學的“自主招生考試”錄取原則經由培訓機構以“免費咨詢講座”的名義向廣大家長和考生講解。聽過講座后,家長再次為學生緊急補課選報新的課外班。
 
另外,為了讓自己的孩子在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,在“成功經驗”的示范效應下,許多家長為學生制作了精美的簡歷。簡歷里包括孩子的簡介、家長基本情況介紹、孩子所獲得的大大小小榮譽的證明復印件等。家長情況中還要說明工作單位、婚姻狀況等。
 
據傳,離婚、再婚家庭的孩子是不能被某某最知名重點中學錄取的。理由是出身好、婚姻美滿的家庭才能夠培養出優秀的孩子來。這樣的“選報標準”又有幾分可信度?十一二歲的孩子,竟然可以有幾十頁、甚至上百頁的簡歷。直到學生收到心儀的學校錄取通知后,才能結束漫長而艱辛的“小升初”征程。
 
 
 
新生入學前,培訓機構又拿出適應中考的培訓方案,通過讓學生“提前學習中學階段知識”、“跟隨上課進度復習”等方式提高學生的應試能力。
 
學生在培訓過程中固然有可能提高考試成績,為中考打下一定的基礎。但是,也養成了“抄近道”、反復炒“夾生飯”的壞習慣,得出“一次聽不明白、掌握不到位,還有很多次回爐的機會”的錯誤經驗,不能養成“一次把事情做對”的良好品質。更為可惜的是,很多可以培養學生想象力、理解力、創造力的難題都被學生在多次重復的教學中“背誦、記熟”。
 
由于很多學生都在“上輔導班”和“去輔導班的路上”,不上輔導班的孩子在假期很難找到可以一起玩兒的小朋友。為了不讓孩子太孤單,太無所事事,家長只好為他重新選擇課外班。在匆匆趕學的路上,孩子們失去了很多真正享受生活、發現自己興趣、培養自己專長的機會,寫作文更是“無米下鍋”、“閉門造車”,他們尚待挖掘的創新潛能也被悄悄扼殺。
 
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學生家長,上述問題引發我對問題產生的根由及解決之道進行了一些思考。
 
首先,家長的教育理念不夠成熟,很容易被利用。因為缺少有效與孩子溝通的方法,競爭越嚴峻,壓力越大,家庭關系越緊張,彼此間越不能充分信任。目前,少數抓人眼球的所謂“狼爸”、“虎媽”之類的教育觀點,對家長的影響是很大的。然而,影響家長教育理念的很多“產品”出自商業機構,往往帶有濃厚的商業色彩,目的在于影響家長和學生長期依賴商業教育。家長需要教育,但“教育家長”的責任需要公共、客觀的機構去承擔。
 
 其次,公立學校被要求為學生減負,尤其是公立小學甚至沒有升學壓力,學校的課堂質量很難保證,他們對孩子的升學缺少應有的影響力。家長只好尋求課外班的幫助。當然,減負和取消“小升初”升學考試的初衷是好的,本意是保證孩子的健康和公平教育權。但是,辛辛苦苦給學生減下來的學習時間,卻為課外班提供了大量的學生課余時間。而取消統一公開的升學考試,又為名目繁多的各種自主招生考試提供了條件。
 
 最后,私立教育機構能夠發展壯大,有其自身的優勢和存在的價值,包括師資精良、授課形式靈活等等。但是,現在缺少一套行之有效的“教育產業監管措施”。它們的定價標準、開課科目及內容、推廣方式、宣傳內容,甚至報稅,都缺少有效的監管。
 
教育問題的影響面是多方位的,影響它的因素也是多元化的。作為一個家長,我認為,我們需要一套經過深入調查而制定、能夠不斷改良,并能真正有效監管教育產業發展的法律法規,用以規范“義務教育”之外的“補充教育”。讓產業化教育機構的經營行為有法可依、良性競爭。
 
來自一線的報道
 
寒暑假竟固化成第三學期!
 
“寶貝好棒!拉練式學習第七天,測驗仍然是前三名!”曬成績的林女士是“準初一生”張寧(化名)的媽媽。今年,張寧如愿被一家重點初中錄取,可應許的旅游沒有來,取而代之的,是每天早八點到晚八點的語數外集訓。而十一天的“魔鬼訓練”結束后,還有九天的“初一數學預科學習”等待著她。
 
因為各式各樣的寒暑期課外班,寒暑假早已被中小學生視為“第三學期”。記者發現,今年的暑期培訓又有升溫,高強度集訓成為很多培訓機構推出的熱銷產品。一份針對北京地區的調查顯示,今年的暑假中選擇給孩子報集訓班的家長達到了82.76%。“集訓”正成為部分中小學生度過暑假的最新模式。
 
北京市豐臺區北大地的一棟寫字樓外掛著15個招牌,其中有7個屬于教育機構。走進這些機構,記者被五花八門的班級設置繞暈了頭:基礎班、提高班、尖子班、預科班、沖刺班。不少家長正圍著機構的老師咨詢集訓情況。一位工作人員介紹,相比幾年前的課程安排,今年的課程開設多了幾倍,專題集訓特別受歡迎;現在最早的課提早至8點半,最晚的課已經排到了21點。
 
誰綁架了家長?
 
為什么補習如此火熱?學生犧牲假期休息,奔走于各類補習班之間,到底是老師、家長的要求,還是學生自愿?
 
 
 
小坤告訴記者,假期他幾乎所有同學都在上課外班,反正待在家里也約不到人玩,不如索性去課外班,休息的時候還能和朋友一起聊天。“在我們學校,考試之后大家都會問彼此的年級排名,如果考砸了會被大家嘲諷,這時自己就會想一些辦法,光落實課內的知識肯定沒有辦法成績特別突出,所以就要靠課外班。”
 
作為一名家長,史女士也知道孩子心里不想補課,但一想到將來的高考,就覺得“還是補補合適”,因為別人家的孩子都補課,自己的孩子不補,就會有壓力,老怕自己的孩子趕不上人家,“他們年級第一名的都補課,她就更得補了。”
 
“有些學校名義上納入了優質校教育集團,但校風轉變、師資提高還需要時間,要說優質還得考本部。”鄭女士對名校很執著,“雖然大部分名額已經就近分配了,但只要孩子足夠優秀,仍然有跨區進高中名校的希望。”
“現在升學壓力那么大,學校反而‘不管了’,不給輔導班掏錢給誰掏錢。”記者發現,在一些家長的眼里,減負措施成了“不管了”。真實情況是這樣嗎?
 
“教學難度和考試難度確實都在降低。”北京人大附中教師劉成章觀察到,成績優異的學生普遍壓力更大。“選拔依然存在,原先學得深優勢較大,現在反復練、不出錯就能考好。這就是浸潤式集訓受歡迎的原因。”
 
困局如何解?
 
困局,該如何解?
 
“自從1988 年原國家教委(教育部前身)《關于減輕小學生課業負擔過重問題的若干規定》的文件頒布以來,將近30 年間,教育領導部門推出了許多減負的舉措,如中學的文理分科、嚴禁各種節假日補課、實施中學各門課程的新課程標準(簡稱“新課標”),直到最近正在進行的高考改革。教育部門的負責同志以為,降低了課程課業要求之后,學生會有較多的時間去全面發展,既減輕了學生負擔,又提高了綜合素質。
 
但是,從實施效果來看,我們必須要正視一個事實:隨著學校授課內容中很多基礎知識和能力的培養要求一降再降、招生考試越來越簡單、平均分數越來越高,中小學生的負擔至今非但沒有減輕,反而變得更重。”清華大學著名物理學教授朱邦芬認為目前的政策有著三大影響:
 
一是提前“加負”。學生“不輸在起跑線”上的競爭愈演愈烈、愈來愈早。從躋身重點高中的競爭演變到進入名牌初中的競爭,再提早到進入優質小學的出招,甚至到幼兒園的報考,“學區房”的天價記錄一再刷新,便是一個佐證。
 
二是學生每天實際花在學習上的總時間并沒有減少,盡管課內學時有所降低。隨著很多學校明令禁止補課,不留或少留作業,眾多培訓機構和中介公司紛紛介入教育行業。這不但導致了學生家庭經濟負擔的加重和學生學習負擔的增加,而且使得社會階層加速固化。
 
三是隨著課程難度和挑戰度的下降,隨著高考的區分度縮小而對創造性較強的學生不利,學生獲取高分的路徑更加依賴于學生的細心、勤奮和大量模擬性考試,為此將大量時間耗費在“刷題”上,即反復做各種類型的試題直至熟練,更多的“死記硬背”。
 
 
 
“在明白我國教育長處和短處的基礎上,我們要對教育上削弱什么和增強什么進行研究。在我看來,解決基本素質‘低均值、高均方差’是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,這里的基本素質包括人文素質、科學素質和道德修養;而解決傳授知識和能力上的‘低均方差’是我們要解決的另一問題。
 
為此,在中小學我們一方面應全面增強做人的基本素質教育,另一方面應給學生適當的自主學習和思考的空間,減少與應試掛鉤的大量‘刷題’訓練和過分的‘死記硬背’。”朱邦芬說:“我以為,教育部門目前‘一刀切’的減負政策,在傳授知識方面是降低均值,減小‘均方差’;而在人的基本素質培養上基本無所作為,在科學素質培養和人的誠信教育上還有所倒退。某種程度上是在背道而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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